老師：
您好！這是我第一次給你寫信。
得悉老師飽受家庭問題困擾，作為你的學生，我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實。
還記得1989年，我正準備撰寫畢業論文，在老師的指導下選好了研究對象，正在為論文題目而搜索枯腸之際，老師安排了一個午膳，同桌的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余光中教授，也是我的論文研究對象。這種難得的親近，不啻是心靈的契合，對我往後的研究有莫大幫助。
就在同年春夏之交，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。在浩浩蕩蕩的遊行之後，該是靜下來反思的時候了。老師當仁不讓，發起「天安門詩歌朗誦會」，成為文學界盛事。海內外詩人齊聚香江，民主之聲聲聲入耳。如果不是老師多番鼓勵，我這個詩壇新丁，怎敢在大詩人跟前獻醜？
雖然曾修讀老師的現代小說課，也旁聽過新詩課，可是，對老師的認識，恐怕是在研討論文期間才正式開始罷。每一次，當我們討論完畢，你總不忘問我要往哪兒去，因為，你不介意為一個學生當「柴可夫司機」，把我送到新亞去上課，而我偏偏不識大體，竟坐到後排座位去。老師諄諄教誨，讓我懂得坐車應有的禮儀。此刻，我忽然想起孔子如何與學生相處，也是我在大學生活中罕有的師生接觸和對話。
1990年，一個充滿詩意的早晨，在老師安排下，崇基眾志堂來了一群稀客：一位日本詩人和兩位中文系同學（我是其中之一）。我們的共同點是：同樣喜歡寫詩。在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的環境中，在錄像機鏡頭前，我們一起談詩作詩，教我看到日本人對文學創作嚴肅認真的一面。
往後數年，在工作糾纏當中，個人學術上實在有不進則退之憾。於是，闊別六載，我毅然決定重拾研究之筆。於是靦靦腆腆地請老師替我寫推薦信。在辦公室內，老師看到申請日期已過了兩天，不但沒有責怪，而且毫不猶豫就拿起電話筒跟註冊處聯絡，請求讓我當天補交。雖然申請在最後落選了，老師對我說：「中文系老師不會因為你是全日制還是兼讀制學生而厚此薄彼的。」想想也對。於是1997年9月，我重返母校，一面教書，一面兼讀文學碩士課程。惜逢老師休假，要到美國講學，因此，在兩年中也無緣修讀老師的課了。
回想起1996年一次會面，言談間我無意地提出想帶領學生參觀中大，以鼓勵他們立志向學。老師聽罷十分贊成。當下就答允給我安排。到了11月，那是風和日麗的星期六，剛巧又是中大開放日。當天老師在新亞演講室內給同學上了饒有意義的一課。學生聚精會神地聽講。印象中，他們似乎從未如此留心地上課，而老師早已印備講義，用生動風趣、深入淺出的方式，向平日活脫調皮的學生侃侃而談大半小時，學生都獲益匪淺。我想，為了一個闊別多年的學生的一句話，為了一群天真爛漫的孩子，老師願意犧牲私人時間，犧牲與家人共聚的美好時光──記得有一次你向我提到，為了不能陪自己的孩子去麥當勞而深感慚愧；而我們，竟連一面錦旗或紀念品什麼的都沒有恭恭敬敬地奉上，事後想起來，實在有點愧對老師。
1998年聖誕節前夕，我回到系裡跟指導教授討論研究計劃的寫作和修改後，不自覺地往你的辦公室走去。我知道老師正休假到外地講學，心想又是白走一趟。不料電梯門剛打開，老師赫然站在我的面前。在我們短聚片刻當中，來電一個接一個，老師在斷斷續續的對話當中，多次提到我的論文和學習情況，那份對學生的關懷，教我彷彿回到十年前的學生時代……
什麼時候，當一切都安頓下來，我可以跟老師來一個沒有鈴聲騷擾的短聚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