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年4月29日星期日

給老師的一封信



老師:

您好!這是我第一次給你寫信。

得悉老師飽受家庭問題困擾,作為你的學生,我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實。

還記得1989年,我正準備撰寫畢業論文,在老師的指導下選好了研究對象,正在為論文題目而搜索枯腸之際,老師安排了一個午膳,同桌的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余光中教授,也是我的論文研究對象。這種難得的親近,不啻是心靈的契合,對我往後的研究有莫大幫助。

就在同年春夏之交,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。在浩浩蕩蕩的遊行之後,該是靜下來反思的時候了。老師當仁不讓,發起「天安門詩歌朗誦會」,成為文學界盛事。海內外詩人齊聚香江,民主之聲聲聲入耳。如果不是老師多番鼓勵,我這個詩壇新丁,怎敢在大詩人跟前獻醜?

雖然曾修讀老師的現代小說課,也旁聽過新詩課,可是,對老師的認識,恐怕是在研討論文期間才正式開始罷。每一次,當我們討論完畢,你總不忘問我要往哪兒去,因為,你不介意為一個學生當「柴可夫司機」,把我送到新亞去上課,而我偏偏不識大體,竟坐到後排座位去。老師諄諄教誨,讓我懂得坐車應有的禮儀。此刻,我忽然想起孔子如何與學生相處,也是我在大學生活中罕有的師生接觸和對話。

1990年,一個充滿詩意的早晨,在老師安排下,崇基眾志堂來了一群稀客:一位日本詩人和兩位中文系同學(我是其中之一)。我們的共同點是:同樣喜歡寫詩。在細雨魚兒出,微風燕子斜的環境中,在錄像機鏡頭前,我們一起談詩作詩,教我看到日本人對文學創作嚴肅認真的一面。

往後數年,在工作糾纏當中,個人學術上實在有不進則退之憾。於是,闊別六載,我毅然決定重拾研究之筆。於是靦靦腆腆地請老師替我寫推薦信。在辦公室內,老師看到申請日期已過了兩天,不但沒有責怪,而且毫不猶豫就拿起電話筒跟註冊處聯絡,請求讓我當天補交。雖然申請在最後落選了,老師對我說:「中文系老師不會因為你是全日制還是兼讀制學生而厚此薄彼的。」想想也對。於是1997年9月,我重返母校,一面教書,一面兼讀文學碩士課程。惜逢老師休假,要到美國講學,因此,在兩年中也無緣修讀老師的課了。

回想起1996年一次會面,言談間我無意地提出想帶領學生參觀中大,以鼓勵他們立志向學。老師聽罷十分贊成。當下就答允給我安排。到了11月,那是風和日麗的星期六,剛巧又是中大開放日。當天老師在新亞演講室內給同學上了饒有意義的一課。學生聚精會神地聽講。印象中,他們似乎從未如此留心地上課,而老師早已印備講義,用生動風趣、深入淺出的方式,向平日活脫調皮的學生侃侃而談大半小時,學生都獲益匪淺。我想,為了一個闊別多年的學生的一句話,為了一群天真爛漫的孩子,老師願意犧牲私人時間,犧牲與家人共聚的美好時光──記得有一次你向我提到,為了不能陪自己的孩子去麥當勞而深感慚愧;而我們,竟連一面錦旗或紀念品什麼的都沒有恭恭敬敬地奉上,事後想起來,實在有點愧對老師。

1998年聖誕節前夕,我回到系裡跟指導教授討論研究計劃的寫作和修改後,不自覺地往你的辦公室走去。我知道老師正休假到外地講學,心想又是白走一趟。不料電梯門剛打開,老師赫然站在我的面前。在我們短聚片刻當中,來電一個接一個,老師在斷斷續續的對話當中,多次提到我的論文和學習情況,那份對學生的關懷,教我彷彿回到十年前的學生時代……

什麼時候,當一切都安頓下來,我可以跟老師來一個沒有鈴聲騷擾的短聚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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